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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秋天，时任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中国，杭州为其到访城市之一。杭州方面兴奋之余，却被一个接待细节难住：随总统前来的法国大厨只会在液化气灶上做西餐，不知蜂窝煤饼炉为何物，杭州则无人知悉液化气究竟是个啥东西。不知所措之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协调，浙江省和杭州市有关部门急赴江苏南京，紧急购置了两套液化气灶具，又从上海借来一瓶液化气。借来的煤气瓶首次在西子湖畔燃起蓝色火焰，这便是杭州城市燃气史的起始。

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 发展液化气成为风景城市的当务之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杭州，煤炭作为燃料一统天下。制作和供应蜂窝煤饼的燃料公司内，煤饼机日夜运作；送煤饼的三轮车穿梭于街巷；每天清晨，家家户户都在用简陋的方式点燃煤饼炉，整座城市弥漫着呛鼻的废气和刺眼的黑烟……“杭州是国际性旅游城市，要尽快发展煤气！”习惯于关注细节的周恩来总理，早已关注到弥漫于杭州街巷的煤烟味儿。这回他陪同蓬皮杜总统来杭，对这座风景城市的这一弊端更加关切，有关杭州必须发展液化气（即液化石油气，俗称煤气、液化煤气）的指示由衷地发自内心。

“事实上，一年前陪同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到杭州，周总理已经关注到杭州城市建设极其落后的现状。杭州要发展燃气，蓬皮杜来访是个契机，周总理的指示是个动力。就从这一年起，发展燃气这件事就摆上了当时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曾任杭州煤气公司经理的郑贤祥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国家城建总局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很快作出了“杭州要尽快把煤气事业搞上去，以逐渐减少大气污染”的部署。1973年10月，国家城建总局在长春召开全国煤气工作会议，特邀杭州派员参会。

尽管早在1963年，杭州市人民政府在制订城市发展规划时已首提“杭州燃气规划”，却是从国外相关资料中“扒”下来的，属于典型的纸上谈兵。1974年1月3日，杭州市成立杭州液化煤气筹建组，这才是杭州城市燃气事业实质性起步的日子。

煤气供气属城市公用事业项目，由当时的市建设局负责筹建，同时抽调市土特产公司相关技术人员参与。1975年1月，筹建组在天目山路征地，建造临时仓库；在新朝晖路征地，建设办公楼、仓库和灌装平台等；又在天水桥征地，建造职工家属宿舍……随着液化气的逐步推广，尽管不时招人添丁，筹建组全体人马依然忙碌。同月，筹建组更名为杭州液化气站筹建处。

从害怕瓶装液化气爆炸 到想出各种法子抢着扛回家

第一次见识液化气，是在上海。1975年春节，我跟着拜访友人的父亲，来到虹口区一户市民家中。坐下交谈片刻之后，友人欣喜地向父亲展示了他家新近配置的那套液化气灶具。只见他划亮一根火柴，灶具火圈上顿时放出一股蓝色火焰，然后又被他啪地旋灭。父亲和我大惊，实在想不到这火竟还能像水龙头似的开关自如，真让人服了。

但从那友人家返回，一路上父亲都在为友人家的安全担忧。家里放着这只见不得火星、比柴油桶还要可怕的东西，等于与炸弹同寝，这还能让人安心睡着么？

事实上，当液化气刚刚出现在杭城市民中间时，这份担忧和惧怕同样强烈，有人甚至因为担心它的不安全而将其拒之门外。首批100家“试烧户”中，有不少人不敢用它，有人已把液化气瓶带回家，第二天竟又原封不动地带回局里，说是家里人强烈要求还回来，因为这东西太危险了。杭十中一位教师，筹建组来到他家宣传推广，液化气瓶已送到了他家门口，他怎样都不敢让液化气瓶进门，眼见着这东西被重新扛下楼才舒出一口气。

在推广液化气的过程中，筹建组和建设局采取了多项有效措施，比如筹建组每名干部职工都有分工，都有具体的包干任务，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的用户数。如今回忆起来，当年磨嘴皮推广液化气的艰难程度，与后来社会上的推销保险有得一拼。经过好一番努力，至1974年底“试烧户”已达600家。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筹建组开始向这些用户象征性地收取每瓶2元的费用。说来也怪，开始收费了，这液化气竟也变得受欢迎了。

郑贤祥回忆，当初他从部队转业，在选择工作单位时，之所以选择煤气公司，是因为在这里工作可能会成为液化气用户，此为当年液化气始遭市民热抢的实例之一。

1981年春节前后，杭州煤气公司遭遇了气源短缺的考验，贮存量最低之时，卧罐中只剩下3-4天的全市供应量。情况紧急，公司一方面组织车队奔赴江西九江、湖北武汉拉气，另一方面减少每只钢瓶的灌装量，即把原本灌15公斤的降到灌10公斤、8公斤，甚至降到6公斤，以缓解气荒。

1981年全年，杭州液化气用户只发展了13户，其中有市里特批的射击运动员吴小璇、体操运动员楼云和羽毛球运动员李玲蔚，他们均为奥运会冠军。从敬而远之到趋之若鹜，再到上天入地般索求，当广泛知晓液化气的优点后，人们对用上液化气的渴望如同火山爆发，供需之间的矛盾已令主事者挠头。

议价煤气：一个曾经眼热的名词，如今早已还给岁月

“当时用户发展的大权是在市建设局，由局里根据气源情况下达用户发展指标，按计划分配到各局系统。比如这个月局下达发展用户500户的指令，煤气公司办公室就把这500张‘煤气票’，就是开户申请单上盖好公司大印，交公司领导。经理室在留下一部分‘协作票’之后，把其余的‘煤气票’交给供应科，由供应科根据市里的分配名单，通过各局系统派人来领取，这套做法完全是计划经济式的。”吴荣达时任煤气公司供应科科长，他所描述的当年发展用户的做法，听来让人恍若隔世。

从1982年起，液化气用户开始分为“平价户”和“议价户”。郑贤祥回忆，当年负责议价煤气开户和供应的煤气公司下属劳动服务公司内门庭若市，挤满了前来要求开户的市民。有的企事业单位还准备拿出福利费，为职工们集体开户，这样一来，议价气的需求量直线上升。至1985年底，全市“议价户”达24571户。

“议价气”能够堂而皇之大行其道，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经济体制加速转型有关。计划经济的桎梏渐被打破，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渐显势头，工业产品进入市场时采用计划内与计划外的“双轨制”已很普遍，液化气产品同样如此。发现液化气议价供应有利可图，一些无证无照的个体户也偷偷涉足这一服务领域，这些被老百姓称之为“黑店”的液化气服务站点连最起码的安全措施都没有，简易房里液化气钢瓶乱堆乱放，店主睡觉、生火烧饭一概在此，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市建设局遂要求煤气公司协助查处这类“黑店”。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市场秩序，煤气公司干部职工对此积极性蛮高。

1987年秋天某个深夜，睡在学校教工宿舍的我从梦中惊醒，依稀听见宿舍楼下围墙外有一声接一声的呼唤，喊的是我的名字，发出喊声的竟是我父亲，便飞快地冲出房间回应。原来父亲从百里外的老家给我送来一瓶煤气，搭的是一辆从老家开往上海的顺风货车。没得说，虽然用这瓶煤气做出来的饭菜充盈父爱，但这瓶煤气是我父亲从老家的“黑店”里弄来的，其售价已在20元以上。由此可见，那时的杭州，连“议价气”都很难搞到，很多迫不及待的手已经伸到了杭州以外的各个县市。

想要用上液化气，你首先得接受安全使用教育

液化气已被广大市民普遍接受，但在煤气公司和用户两方面，安全用气问题一直置于极高位置，毕竟水火无情，容不得半点马虎。尤其是在煤气公司这一头，从某户家庭被列入液化气用户这一刻起，近乎苛刻的安全管理和教育就开始了。

当年的液化气用户，除了必须完整清楚地填写开户申请单，还得由所在单位、居住地居委会盖上公章，方能到煤气公司供应科办理开户手续。供应科派专职安全员，必须对申请用户的家居进行实地察看，没有3平方米以上单独砖瓦结构厨房的、煤饼炉煤气炉混烧的，休想成为液化气用户，弄虚作假的，当然毫不留情地被剔出拟发展用户名单。

已经有幸列入用户名单的家庭，则要派出代表，参加由公司组织的安全用气教育，每周定期上课，每次半天左右，安全教育方式为听课、看录像等，主要要求用户按照《液化气安全使用知识》，掌握“六会”（会点火、会装卸调压器、会调风门、会试漏、会通堵、会处理紧急事故）。最初担任煤气公司安全用户专职授课老师的是陈晓贤，那是个漂亮而耐心的女同志，普通话极其标准，嗓音动听，讲解得更是详细、生动。很多家庭不单派出代表，甚至全家都来听了。

当年的居住条件不比现在，有人又急着用上液化气，有意无意地违反液化气使用规定的大有人在。如此严格管理对如今的液化气用户来说确实难以想象，但在液化气普及之初，安全意识相对薄弱之时，显然是有必要的。

也有极少数市民，安全意识过于强烈，尽管已经离不开液化气了，但与钢瓶、灶具有关或无关的任何一点点异样，都会让他们十分警惕乃至万般惊惧。对这样的用户，煤气公司需要做的，便是耐心解释和悉心安抚了。

比如一位家住环东新村的老人，多次打来电话，说是刚换回去的钢瓶有漏气现象，要求煤气站派人前去检修。但煤气站几次上门检查，都没发现钢瓶漏气，灶具也正常得很。究竟是咋回事？当老人再次打来电话时，站长沈鑫梅亲自前往，对老人所说的液化气钢瓶漏气现象进行反复检测，原因终于水落石出：老人邻居家正在搞装修，油漆味飘过来，使对气味非常敏感的老人误以为钢瓶漏气。

去外地拉煤气是一桩辛苦活，驾驶员押运员还得连轴转

杭州本地没有液化气生产企业，无论“平价气”还是“议价气”，都必须从外地运来。李国夫回忆：“刚开始去上海炼油厂拉煤气，我们只有一辆普通吉普车，只能放三四只钢瓶，后来吉普车加挂了拖斗，能拉上十几只钢瓶，再后来建设局专门调拨了一辆130型两吨货车和一辆两轮摩托车，才有了能容纳100只钢瓶的运货车。”用两轮摩托车运送煤气，这也够奇了。

俞建林和鲍伯青是当年的液化气押运员和采购办事员。“那时沿老国道从杭州到上海金山的炼油厂，有270多公里，路况很差，太阳还没升起就出发，回来时月亮都已在天上了。”俞建林回忆，“我们的车辆经常抛锚，一碰到这种事，就要到处找路边小店寻电话，向杭州讨救兵，有时到了半夜还回不来。那时国道沿线饭店很少，吃饭也成了大问题，我们每次出发便自带干粮和水壶。”

去宁波镇海的浙江炼油厂拉气也是个苦差事。经过绍兴市区时经常会碰上堵车，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单趟往往就要花去五六个小时，所以早上三四点钟就得出发。各地去那儿拉气的车很多，队排得很长，等到灌好气，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即使马上返回，一路顺畅，回到杭州也得八九点钟。那时公司已有专用液化气槽车，但车辆少，驾驶员不多，不得不连轴转，有的驾驶员一个月里竟在杭州镇海之间来回跑了30趟；还有的驾驶员觉得晚上拉气回来卸完车反正已是子夜，索性不回家了，就在驾驶室里趴着休息四五个小时，反正天还没亮又得出发。

不过，与去河北沧州、黑龙江大庆和河南洛阳长距离拉气相比，去上海金山、宁波镇海还算是轻松的。当年从杭州到大庆打个来回，起码要十几天，这十几天的风餐露宿“能累掉半条命”。本来，去外省市拉气也可以通过铁路的，可液化气火车槽车只能挂在别人的车厢后面，有了空额才能挂上。那时的铁路完全是计划经济化的，什么时候能运到，说不定是个猴年马月。所以一旦供气情势紧张，只能派汽车槽车去。

几次惊心动魄的事故苗头 说明液化气很不好惹

杭州煤气公司的家底厚起来了，有了大型储气罐和灌装平台，也有了专用灌装场，液化气灌装量连年递增，安全生产形势愈见严峻。由于液化气贮运和灌装固有的特点，以及当年设备相对落后等原因，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一直存在。

1984年春节前后，因为天气太冷，中山北路底的杭煤第一灌装场卧罐的阀门被冻坏，造成少量泄漏。恰好值班人员因事离岗，事故一触即发，好在事故苗头被及时发现并被堵住。从此，煤气公司和灌装场更加严格禁止职工在场内严禁烟火，尤其是禁止吸游烟。

1984年6月7日，位于北郊瓜山的第二灌装场。那天的气压比较低，液化气灌装尾气不容易散发。一名职工无意间拉了一下电灯开关，开关在接通时发出的细微火花瞬间引发了爆炸。从此，公司严格规定一旦在房间里闻到液化气味，绝对不能开灯，首先应该把窗户打开。

更危险的一起事故发生在三年之后。1987年8月，从沧州炼油厂拉来两节槽车的液化气抵达杭州火车北站。凌晨5时许，正待卸液的槽车罐体发出“嘶嘶嘶”的轻微气流声，这一异常情况被火车北站当班人员发觉，遂向杭州煤气公司报告。公司部分干部职工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判定是槽罐安全阀出了问题。而一旦已泄漏槽车的安全阀冲破，失去控制，达到爆炸极限后就会发生大爆炸！在旁的时任副经理、总工程师葛远征，第二灌装场铁路运输科科长蔡道平冲了上去，但葛远征又被液化气熏倒。紧接着，时任公司经理郑贤祥带着驾驶员吴士濂冲上去，把葛远征从槽罐平台上抬下来，其时，蔡道平已用脚把泄漏的安全阀死死踩住，强大的液化气气流终被堵住。

液化气贮运和灌装等环节中这些惊心动魄的真实故事，当年的液化气用户有几个能知道？而今的人们又有几个还记得？却是一段不该忘却的珍贵往事。

1985年12月26日，杭州钢铁厂管道煤气工程第一环区建成，开始向杭钢居民区供气，此为杭州管道煤气之始；1991年5月30日，专供管道人工煤气的杭州煤制气厂4号炉点火生产，管道煤气进入杭城寻常百姓家；2004年7月31日，杭州天然气北门站实施进杭通气点火，东新路沿线1700多户居民率先用上了天然气，从此，管道天然气逐步覆盖整个杭城，瓶装液化气和管道人工煤气渐渐退出；主营天然气供应的杭州燃气集团与百江投资有限公司签约，组建杭州百江液化气有限公司，所有瓶装液化气业务均由后者经营。